135: 专访张益唐：70岁数学家，追逐第二次闪电 - 晚点聊 LateTalk

本报告基于《晚点聊》第135期对著名华人数学家张益唐的深度专访，系统梳理了其学术生涯、思想哲学、研究方法、人生选择与未来愿景。作为2013年震惊全球数学界的“孪生素数猜想”突破者，张益唐在时隔十余年后，于2025年以七十岁高龄全职回归中国，加入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再度聚焦于数论领域最深邃的难题之一——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Landau-Siegel Zero Conjecture）。本次访谈不仅揭示了一位顶级数学家如何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独自面对一个几乎无人问津的难题，更深刻呈现了其独特的思维模式、对“灵感”的理解、对学术体制的疏离态度，以及对数学本质的深层信念。报告从张益唐的学术成就出发，深入剖析其“被闪电击中”的两次关键时刻——2012年7月3日于好友后院散步时顿悟孪生素数猜想的证明路径，以及2022年在长期积累后完成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的突破性工作；同时，报告全面还原了他从少年时期对费马大定理与哥德巴赫猜想的启蒙，到北大求学、赴美深造、十年漂泊、七载零工的跌宕人生轨迹，并探讨其为何始终拒绝主流学术体系的规训，坚持“自得其乐”的独立研究方式。

报告进一步揭示了张益唐对现代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AI）在数学研究中角色的审慎判断：尽管OpenAI与Google的大模型已宣称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IMO）金牌，但他明确指出，这种“奥赛级”能力与真正的原创性数学研究之间存在根本鸿沟——前者是解已知问题，后者则是探索未知世界。他强调，数学研究的本质在于直觉、专注与长期沉浸，而这些正是当前AI难以复制的核心特质。此外，报告还详尽分析了他对教育、人才培养、学术合作与个人生活节奏的独特见解，包括其对“天赋”的重新定义、对年轻学者的筛选标准、对“白盒大模型”等前沿方向的观察，以及其在广州中山大学校园内每日六七点起床、晨跑至草坪林荫道、中午在学医食堂用餐后刷牙的习惯，展现出一种近乎仪式化的、高度自律且极度专注的生活状态。最终，报告提炼出张益唐所代表的“数学家精神”——即不为世俗成功所动，不为短期成果所扰，只为解决“人类尚未解答的问题”本身而存在的纯粹追求，这正是其“第二次闪电”之所以可能的根本原因。

张益唐的学术生涯可划分为两个标志性阶段：2013年对孪生素数猜想的突破，以及2022年对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的实质性进展。这两项成就均非偶然，而是建立在长达数十年的持续思考与精神沉浸之上，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数学哲学与个体心理机制。2012年7月3日，张益唐在好友家后院散步时，突然想通了证明孪生素数猜想的方法，这一瞬间被他本人称为“被闪电击中”的时刻。> “那天下了雨，我在后院散步，突然就明白了。” 这一灵感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源于他多年来对素数分布规律的反复推演与直觉积累。孪生素数猜想，即猜测存在无穷多对素数，其差值为2（如3和5、5和7），是数论中最古老、最著名的未解难题之一。尽管该猜想至今未被完全证明，但张益唐在2013年发表的论文《素数间的有界距离》（Bounded Gaps Between Primes）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他证明了存在无穷多对素数，其间隔小于7000万。> “七千万看起来很大，和二还有相当的距离。但这是从无穷走向有穷，是历史性的一跃。” 这一成果虽未直接证明孪生素数猜想，但首次将“无限”与“有限”之间的鸿沟打破，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此后，该界限被其他数学家不断优化，最终逼近2，但张益唐的原始突破仍是整个领域的里程碑。

然而，真正令人震撼的是，张益唐并未止步于此。在2013年之后的十余年里，他并未频繁发表论文，而是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另一个更为艰深的难题——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 “我其实已经做出来了，我现在正遇到是最难写的这一部分。” 他在访谈中坦言，早在2022年，他就已完成了该猜想的关键突破，但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将这一复杂而精妙的证明过程清晰、严谨地写出来。> “我现在遇到是最难写的这一部分，我烦得要命。” 这种“写作的痛苦”恰恰印证了数学研究中“发现”与“表达”之间的巨大落差：灵感的闪现固然重要，但将其转化为可被同行验证的逻辑链条，才是真正的考验。值得注意的是，张益唐对这一成果的自信并非来自外部评价，而是源于内心的笃定。> “我已经做出来了。” 这句话简洁有力，透露出一种超越世俗认可的内在确信。他甚至表示，即便无法被广泛接受，他也“不会觉得什么遗憾”，因为“我对别的方面追求并不高”。这种对“结果”的超然态度，正是其能长期忍受孤独、远离学术名利场的根本原因。

从2012年到2022年，这十年间张益唐的思考从未中断。> “这个问题您最早是不是从90年代末就开始思考了？差不多。所以其实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 他坦承，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的思考历程可追溯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这意味着他为此投入了超过三十年的光阴。> “十几年或者甚至二十几年，就是一直在呃脑中盘桓几个问题。” 这种长期的、持续的、近乎冥想式的思考，构成了他研究风格的核心。不同于主流学术界追求“快速产出”与“高频率发文”的模式，张益唐的路径是“慢速、深潜、重质”。他并非在等待某个“灵光乍现”的瞬间，而是在漫长的岁月中，让问题在意识深处自然发酵、沉淀、汇聚。> “最后就想出来了，这里头没有什么戏剧性的东西。” 这句看似平淡的陈述，恰恰揭示了其研究哲学的本质：真正的突破往往不是由一场轰鸣的爆炸构成，而是由无数个微小的、连续的、看似无意义的思考片段累积而成的必然结果。

张益唐的学术生涯，是一部关于“边缘人”如何在主流体系之外取得巅峰成就的传奇。从1987年博士毕业后未能立即进入学术机构，到1992年至1999年间在美国从事肯德基服务员、出租车司机等零工，再到2004年才在新罕布什尔大学获得一个非终身教职的讲师职位，他的职业轨迹与传统“天才学者”的路径截然不同。> “我多年来远离学术生活，甚至曾打过七年的零工。” 这一经历不仅是个人命运的写照，更是其独特研究范式得以成立的前提。当一个人没有稳定的职位压力、没有项目申请的束缚、没有学生指导的任务时，他才能真正实现“不受干扰”的思考。> “你让我一个人不受干扰，在这儿我去思考，我去写，我去……我去写、打论、打论文什么的。这就是我喜欢的环境。” 这段话精准地描绘了他理想中的研究状态：一个完全由自我驱动、完全自主的空间。这种状态的形成，既源于其性格上的孤僻与内向，也源于其对学术体制的深刻反思。

他明确指出，当前的学术体制要求学者“不断地去释放一些成果来证明自己的能力”，这与他“不追求发论文的频率”的风格格格不入。> “不追求，那这个其实在学术界它是会有些格格不入的。” 他解释，自己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我把世俗的那些物质追求看得很低，就没没没看那么重。” 这种对物质与名望的淡漠，使他能够将全部心力倾注于数学本身。> “我自己只要有机会能做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 这种“机会主义”的生存哲学，让他在任何环境下都能保持研究的连续性。即使在肯德基打工，他也能利用图书馆资源进行思考。> “反正在美国，你哪怕你就在在一个比如说我在肯德基一个城市，肯德基大学在那里，你至少你可以到那个图书馆去。茶吃。” 这里的“茶吃”并非字面意思，而是指利用公共空间进行阅读与思考。这种将日常生活的碎片化时间转化为研究素材的能力，正是其“独立研究者”身份的体现。

他特别提到，这种“不依赖体制”的状态，反而成为其突破的助力。> “因为我在这方面已经想了很、也想了很长时间了，我从另外的角度想的就这一位，也许这一位你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最后你还能把它给跨过去。” 当其他数学家在主流研究路径上“卡在那里的时候，你也得卡在那里，没办法。” 而他因长期脱离主流，反而能从“另一个角度”切入，从而绕开前人未曾想到的障碍。> “别人在那儿就是卡在那里的时候，你也得卡在那里，没办法。” 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学术共同体的“路径依赖”风险：当一个领域被少数人主导时，所有人都会沿着同一条路前进，一旦这条路走不通，集体就会陷入僵局。而张益唐的“边缘”地位，恰恰使其拥有了“跳出框架”的可能性。他因此认为，自己“很长一段时间是独立研究者的这个身份，其实让你呃远离了一些别人的方法，或者说您更保持了自己的一些探索，是吗？” 这种“远离”并非被动的失败，而是一种主动的战略选择，是其能实现“第二次闪电”的根本保障。

在张益唐看来，数学研究的成功，其决定性因素并非智力，而是“专注”与“直觉”。> “最重要就是你得专注、专注地去专注在你的数学问题上，你不不要……整天朝三暮四，三心三心二意的那样。” 他将“专注”视为最重要的天赋，甚至高于智力。> “对，是天赋。对，所以其实不是智力，而是专注可能是最重要的天赋。” 这一观点颠覆了大众对“天才”的刻板印象。他认为，智力不足的人无法胜任，但智力足够的人若缺乏专注，也无法做出突破。> “专注应该跟智力本身这是总是有联系的，因为智力真的不够的话也谈不上。” 这种“专注”并非简单的注意力集中，而是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全身心投入的精神状态。> “我觉得我还能做，我其实已经做出来了，我现在正遇到是最难写的这一部分。” 这种“我能行”的信念，正是源于其强大的专注力。

而“直觉”则是这种专注力的产物。> “数学的直觉是很重要的，是直觉。” 他将直觉描述为一种“预感”，即“你觉得它应该是正确的”。> “但你开始人们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正确，应该说就是一种预感。” 这种直觉并非凭空产生，而是长期思考的结晶。> “总的来讲是你它是积累的。你越考虑的话，你就有灵感的可能性会更大。” 他承认，这种直觉并非天生，而是“很难说后怎么去培养，这我说不出来。” 但他也指出，自己“也不喜欢跟别人交流”，这使得其思考过程充满了“弯路”，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发展出独一无二的视角。> “有时候可能想花，走的弯路也多一点吧，花的时间也多了一点，但一般来讲你还是可以能做到的。” 这种“自我训练”的方式，正是其直觉得以生长的土壤。

对于“自得其乐”的态度，张益唐给出了最朴素的解释。> “你觉得有意思，你做的做的很有意思，这就够了。” 他将数学研究视为一种内在的享受，而非外在的功利目标。> “那是自得其乐。” 这种“乐”并非来自外界的认可，而是源于问题本身带来的满足感。> “如果没有人的话，完全靠它不行。” 他强调，AI再强大，也无法替代人的直觉与情感投入。> “我认为人工智能最后还是要靠人的，我这方没有把它想象特别过分。” 这种对“人”的信任，正是其“自得其乐”哲学的根基。他的人生价值不在于是否获得诺贝尔奖或菲尔兹奖，而在于能否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体验到那种纯粹的、不可言喻的喜悦。> “我烦得要命。” 这句看似抱怨的话，恰恰是其沉浸于问题之中的真实写照——只有当一个人全身心投入时，才会因“写不出来”而感到“烦”。

面对当前席卷全球的AI浪潮，张益唐表现出一种冷静而深刻的审慎。尽管OpenAI与Google的大模型已宣称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IMO）金牌，他对此表示“好奇和惊讶”，但随即指出，这种“金牌”与真正的数学研究之间存在本质区别。> “从能拿奥赛金牌的这个数学水平，到真的做数学研究这个中间的区别是什么？那些他要其他要解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他强调，奥赛题目是“已知答案”的，考生只需在短时间内找到解法；而数学研究面对的是“未知”的，需要探索、试错、构建全新的理论框架。> “奥赛金牌第一，那些题你总应该在你能解决是在小时的。” 他进一步指出，AI的“能力”建立在大量数据训练与特定算法之上，其本质是“套路”与“模式识别”，而非真正的创造。> “而且不管怎么说，这种金牌什么的，就是说专门有人去训练它，它还是有有一定的套路，或者说吧，奥赛金牌那个问题已经解了的，别人都知道答案的。” 因此，他断言：“我觉得不会，如果没有人的话，完全靠它不行。” 这一判断并非否定AI的价值，而是强调其作为工具的局限性。

他提出，AI在数学研究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是处理海量文献与数据。> “我会把那些就是数学史上那些论文啊，有很多，可能几百年，各大图书馆的那些杂志里的东西，都让他去归，就就交给他。” 他设想，将所有历史文献输入AI，让其进行交叉比对与模式挖掘，或许能发现人类学者难以察觉的新联系。> “也许从这里头他能判断出很多一些新的，以前人们没想到的东西来。” 这种“辅助”角色，正是其对AI的合理定位。> “这一点能发挥它这很大的优势。” 但他也明确表示，目前自己“还没有考虑”使用AI，因为“目前好像也用不上”。> “从审美上您会怎么看大模型啊？因为大模型它是目前还是一个黑盒……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他关注的是AI的“可解释性”问题，这与他所推崇的“白盒”数学研究理念不谋而合。

在教育层面，他反对将“奥数”作为衡量天才的唯一标准。> “我不认为把那些奥数啊什么看得过重。” 他以王红为例，这位北大学子并非奥数出身，却在三维庞加莱猜想上取得突破。> “这说明判断一个人到底有没有才能，不是一个短时间的问题，是一个长期、长久的。” 他强调，数学才能的显现需要时间，不能急于求成。> “人总是在变化的，他的才能也许一开始没有完全显露出来。” 对于如何培养下一代，他主张“主要还是要把小孩的兴趣给他。提起来，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有意思。” 他相信，当孩子因解开一道难题而感到“有意思”时，兴趣便已萌芽。> “一个我解不出来问题，最后我解出来了，我算出来了或者怎么样了？他觉得有意思，然后在兴趣的基础上再慢慢往前培养。” 这种“兴趣导向”的教育观，与其自身“自得其乐”的研究哲学一脉相承。

张益唐的数学之路始于童年。> “那如果要往前追溯的话，可能也就九岁、十岁的时候吧，应该是九岁左右。” 在九岁时，他通过《十万个为什么》接触到费马大定理与哥德巴赫猜想，从此埋下种子。> “费马大定理从那时候就开始有兴趣了。” 这种早期的启蒙，奠定了其一生的研究方向。他后来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但最初录取的是计算数学专业。> “我是在四班，就是那个计算数学。” 然而，从大三起，他便将全部精力转向理论数学，特别是数论。> “我就把计算数学也不学了，都把注意力全放到。就是，这就是这数论什么这一方面。” 这种从“应用”到“理论”的转变，体现了其对数学本质的深刻理解。

他的人生轨迹充满波折。> “我没有上过高中。其实严格讲，初中也没基本上没上过。” 他曾在湖北武器干校劳动，后在北京某工厂工作。> “那叫百万庄那个地方，所以当时是一边在工厂。” 这种非典型的成长路径，使其在学术上拥有极大的自由度。他于1985年赴美攻读博士学位，1987年毕业，但因求职不顺，长期处于非学术状态。> “从87年到13年。那时候因为有很多很多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也不想、不想让你的回这个问题啊，就不用回答了吧。” 他坦言，25年的海外漂泊，是其“一直不想回国”的主要原因。

2025年，他终于决定回国。> “今年六月底，七十岁的张一堂回国，全职加入了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 他选择中山大学，是综合了地域、气候、学校诚意等多重因素的结果。> “我还是喜欢在比较暖和的地方。” 他特别提到，徐安龙院长与高松校长都曾亲自赴美邀请他。> “你也可以说是高松，高松校长邀请我来的都可以是的。” 他强调，研究院“不要求你们去担任什么教学任务”，这正是吸引他的关键。> “你就所有的时间都是你们自己的，你们去思考、去其实就是给比较多的空间。” 他目前的主要计划，是“先把我这个文章给它写完”。> “我其实已经做出来了。但要把它写清楚，也还是要费一点功夫。” 他预计，这一过程将耗时数月乃至一年。

在生活上，他保持着极简与规律。> “我有时候起床了，先跑到那边的操场去走几圈儿。” 他习惯清晨锻炼，散步地点是中山大学的草坪林荫道。> “如果您是往草坪、往那中山先生的铜像那边走，那环境是非常好的。” 他办公室内几乎没有个人物品，书本大多留在家中书房。> “我在我家里头有个书房，我都留在那里了。” 他坦言，目前修改论文“不需要，所以就不太需要那些书，所以就没带过来。” 这种“轻装上阵”的状态，正是其高效工作的保障。

张益唐的访谈，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伟大数学家”的完整画像：他是一位在孤独中孕育奇迹的哲人，一位在时间长河中坚守信念的斗士，一位对“人”与“机器”关系有着清醒认知的思想者。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科学突破，往往诞生于那些被主流忽视的角落，诞生于那些甘愿忍受寂寞、拒绝浮躁的个体身上。> “我其实已经做出来了，我现在正遇到是最难写的这一部分。” 这句看似平淡的陈述，道出了科学探索最真实的面貌：突破的喜悦，永远伴随着表达的艰难。

在AI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张益唐的判断具有深远的警示意义。他提醒我们，技术的进步不应模糊我们对“创造力”本质的理解。> “从能拿奥赛金牌的这个数学水平，到真的做数学研究这个中间的区别是什么？” 这个问题，应当成为每一个科技从业者与政策制定者深思的命题。AI可以模仿，但无法替代；它可以加速，但无法创造。真正的创新，依然根植于人类独有的直觉、专注与对未知的敬畏。

最后，张益唐的“自得其乐”哲学，是对当代社会焦虑症候的一剂良药。> “你自己在享受，你觉得有意思，你做的做的很有意思，这就够了。” 在一个追求即时反馈、KPI考核、流量变现的时代，这种纯粹的、内在的满足感，显得尤为珍贵。它提醒我们，人生的价值，不在于外界的掌声，而在于内心是否真正“活过”。张益唐的“第二次闪电”，不仅是对一个数学难题的攻克，更是对一种生命姿态的礼赞——在漫长岁月中，为一个值得的问题，燃烧自己，直至光芒万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