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4 对谈赵林 | 人是背负了哲学宿命的动物 - naive理想国

本报告基于《爱比理想国》第014期播客《对谈赵林 | 人是背负了哲学宿命的动物》的完整ASR原文，系统梳理并深入阐释了武汉大学哲学院退休教授赵林先生关于哲学本质、哲学与时代关系、古典主义立场、现代性困境以及个体精神成长路径的深刻见解。作为一位长期活跃于学术讲坛、被誉为“武汉大学四大名嘴之一”的学者，赵林不仅在《西方哲学史讲演录》与新作《西方哲学与文化讲演录》中构建了贯通思想史与文明脉络的宏大叙事，更在本次访谈中以极具个人风格的思想表达，揭示出哲学并非知识体系的堆砌，而是一种根植于生命体验、关乎自我超越的精神实践。其核心论点在于：哲学的根本功能不在于改造客观世界或提供确定答案，而在于通过批判性思维与形而上的追问，实现对主观世界的重塑与境界的提升；这一过程既非逃避现实的阿Q式自欺，亦非脱离历史的空想，而是建立在深厚的知识积累与人生阅历之上的自觉选择。

报告从哲学的本质属性切入，系统论证了文史哲作为“人文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根本差异——前者不追求客观规律的发现，而是致力于“见情怀”，即通过文学提升审美意境、历史开拓思想视野、哲学锤炼睿智境界，从而使人能够以更高的眼光观照世界。在此基础上，赵林鲜明地确立了自己作为古典主义者的身份认同，并追溯其思想演变轨迹：从年轻时投身美国新左派运动的激进青年，到年岁渐长后转向对传统价值的重新审视，最终形成对黑格尔式形而上学体系的崇敬与对现代主义艺术与哲学的审慎批评。他指出，现代艺术与哲学正日益滑向“技术化”与“心理真实”的极端，丧失了古典美学所具有的理想性与普遍性标准，导致审美与思想的碎片化与相对化。这种趋势不仅反映在艺术领域，更深刻影响了当代哲学的生存状态，使其沦为科学与技术的附庸，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与精神高度。

报告进一步探讨了赵林对当下时代的诊断：他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技术充分发展，哲学比较衰退”的黄昏时代，哲学如同密涅瓦的猫头鹰，仅在黄昏时分才起飞，意味着它总是姗姗来迟，是对已然发生的历史与现实的反思。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哲学无用，反而凸显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它为人类在物质丰裕却精神空虚的时代提供了抵御虚无与抑郁的内在支撑。赵林强调，真正的哲学素养并非高深莫测的知识，而是将哲学融入生活、内化为一种思维方式与生命姿态。他主张，普通人提升哲学素养的关键在于两个维度：一是掌握前人思想的“专业知识铺垫”，避免天马行空的自欺；二是积累丰富的人生阅历，使思想真正扎根于现实土壤。最终，报告揭示出赵林的核心信念：人本质上是一种被赋予哲学宿命的动物，我们无法摆脱对终极问题的追问，而正是在这种持续的怀疑、批判与自我超越中，我们得以确认自身存在的尊严与意义。

赵林在访谈中对哲学的定义，从根本上颠覆了将哲学等同于“知识体系”或“逻辑推理”的常见误解，将其置于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截然不同的“人文学”范畴之中，从而确立了哲学独特的存在价值与功能定位。他明确指出：“我始终在很多场合我都在强调，我说它不是科学。而是人文学。啊，我说人文学不是科学。这一点我要说明，并不因为它不是科学，所以它好像就选择要低人一等。恰恰相反，我认为人文学不是科学，恰恰是它的值得骄傲的地方啊。” 这一论述不仅是对学科分类的澄清，更是对现代性中“科学万能论”霸权的有力批判。在他看来，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其目标在于揭示客观规律，如物理学中的牛顿定律或生物学中的进化论；社会科学则聚焦于人类社会的运行机制，试图找出经济、政治、法律等领域的发展规律，其方法论依赖于可验证的数据与实证分析。然而，文史哲这类人文学科的根本使命并非如此，它们不以发现客观规律为旨归，而是致力于“见情怀”，即唤醒和塑造人的内在精神世界。

这一根本差异决定了哲学与其他学科在功能上的分野。赵林进一步阐述道：“但是像哲学、像文学艺术，包括某些意义上的历史学，是吧？它是要见情怀的这些东西，它更多的不是要了解客观规律去把握这个世界、把握社会，然后去改造它，让它怎么样为人类造福。而更多是改变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两个世界里。” 这个“两个世界”的模型构成了其哲学观的基石：一个是外在的、客观的、由自然法则与社会结构决定的世界，另一个是内在的、主观的、由意识、情感与价值观构成的世界。前者是“我们生下来就抛入这个世界里边，很多东西是不能由我们意识为转移的”，如出生环境、教育背景、社会阶层等，这些因素具有强烈的确定性与不可选择性；后者则是我们可以通过自我反思、学习与实践不断塑造与提升的领域。因此，哲学的核心任务不是去征服外部世界，而是完成对内部世界的革命性重构。

具体而言，不同的人文学科承担着不同的精神功能。文学的作用在于“提高我们的一种意境审美的能力”，它通过虚构与想象，拓展我们的审美边界，让我们在阅读悲剧时感受命运的沉重，在欣赏诗歌时体悟生命的诗意；历史学的功能则在于“开拓我们的一种眼光”，它帮助我们理解过去如何塑造现在，从而获得更宏大的时空视野。赵林以摄影为例进行生动比喻：“就像我们照相是吧，这个照相的东西突然的内容是对象是客观的。但是这个照相机的镜头本身是吧？它的像素、它本身的来讲，这个它本身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他最后能够看到拍下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这个比喻深刻揭示了认知的主观性：即使面对同一客观现实，由于观察者自身的“镜头”（即思想框架、价值取向、知识储备）不同，所呈现的图像也必然千差万别。因此，哲学的最高价值在于“提升你的睿智”，它不提供现成的答案，而是训练我们如何提出问题、如何质疑预设、如何在不确定中保持清醒的判断力。

“我老说，我说同样是一个世界。但是不同的人眼里边的世界是不一样的，他思想里边理解的世界是不一样。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说文史哲的作用。”

这一观点直接指向了哲学的终极目的——改变主观状态。赵林反复强调：“哲学是要通过对一个一个思想家的思想的把握，然后提升你自己的一种思维能力。然后再面对这个现实世界，面对一些很多问题，你得出一些思考。” 这种提升并非简单的知识叠加，而是一种质的飞跃。他引用罗素的观点，指出哲学关注的是“一切超出界定知识范围之外的东西，也就是说你不可能确证的。既不可以证实，也不可以证伪的东西”。这些问题，如“宇宙的起源”、“灵魂是否存在”、“善的本质是什么”，永远无法通过实验或数据得到最终证明，但正是这些“没有终极解的问题”构成了哲学思考的永恒场域。哲学的意义，正在于以理性为武器，对所有成见、权威与既有观念进行持续的怀疑、反思与批判。赵林强调：“理性最大的特点就是怀疑，对所有的成见、所有的已经具有的这种思想的一种。怀疑，一种反思，一种批判。” 这种批判精神，是哲学区别于神学的关键所在——神学依赖“圣经上怎么讲”或“宗教权威”的裁决，而哲学则坚持“属助于理性”，其根基在于人的自主思考能力。

因此，赵林认为，真正的哲学绝非书斋里的概念游戏。如果仅仅将哲学视为一门研究“一个个概念”的学问，陷入对文本的机械解读，则无异于“完全是迂腐了，对吧？” 他警告道：“如果把这些纯粹当成一本史学问、一本书本上的啊，我们研究一个个概念，然后我们就钻到里边去了。我觉得实际上这个就是完全是迂腐了，对吧？” 哲学的真正生命力在于其与生命经验的紧密结合。一个人若缺乏丰富的生活历练与深刻的内心体验，即便熟读百家之言，也难以真正把握哲学的精髓。正如他所言：“真正要想进入哲学，确实是你的生命本身要很多很多那种。体验有很多历练，你才能真正的把握到哲学。” 因此，哲学的功用并非在于改变外部世界，而在于“改变你主观提升你的境界”。知识是境界的基础，但知识本身不能代替境界；境界是超越知识之上的，但没有知识的铺垫，也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境界。这一辩证关系，构成了赵林哲学观的深层逻辑。

赵林在访谈中坦承，其思想立场并非天生如此，而是在漫长的生命历程中经历深刻转变的结果。他清晰地回顾了自己的思想演化轨迹，从年轻时的激进主义者，转变为如今坚定的古典主义者，这一转变过程本身便是一部微缩的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他坦言：“可以说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也不是一个古典主义。我也是个激进主义者啊，我老说当年我这个，因为我这个硕士是做的是历史学的嘛，当时做的是美国新左派运动。” 这一自我披露揭示了其早期思想深受20世纪60年代全球性社会运动的影响，尤其是美国新左派运动所倡导的反战、反体制、追求社会平等与变革的理想。在那个时代，不激进几乎被视为一种道德缺陷，“你一个年轻人不激进。那你肯定是有问题”，这种社会氛围深刻塑造了赵林的青年时期。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趋于稳定，他对激进主义的盲目热情逐渐冷却。他敏锐地观察到一个普遍现象：“好多学者都是这样，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他的思想变得保守，因为他发现了传统的意义、传统的价值，对吧？” 这并非简单的“变老”所致，而是一种基于生命体验的理性回归。他将思想发展的动力归结为两个永恒的维度：更新与传统。年轻时，人们天然地倾向于“更新”，渴望打破旧有秩序，创造新世界；而当人步入中老年，生活的稳定性增强，对历史连续性的尊重也随之加深，此时“传统”便成为思想的重要支柱。赵林指出：“只不过年轻的时候跟着偏重于更新。年老了以后，他就逐渐偏重于传统，是吧？这可能是一个普遍的一个趋势，普遍的一个现象，是吧。” 这一洞见超越了简单的政治标签，触及了人性中对变化与稳定的双重需求。

正是在这种思想转型的背景下，赵林确立了自己作为古典主义者的身份认同。他特别强调，他所推崇的“传统”并非指代所有陈旧的事物，而是“那些传统中比较高的，比较美的东西”。他明确区分了传统的精华与糟粕，认为真正的传统是“黑格尔这个意义上，传统就是他携带的一切精华。但他在过程中抛弃了很多的糟粕，这样形成的一个传统，这是一个非常浑厚、非常绵长的这样一个根。” 这个“根”是文明得以延续的血脉，是任何试图彻底割裂历史的努力都注定失败的根源。他借用浮士德的意象进行比喻：“过去我们老想拖出根。呃，老像像浮士德一样的是吧？这个当时的那个年轻时候，呃，这个的浮士德一样是吧。想一想这个超出超一切，但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是没办法摆脱了。” 浮士德象征着人类永不满足的探索欲望，但赵林的结论却是：无论我们如何渴望超越，最终仍需扎根于历史的土壤之中。

赵林对古典主义的热爱，核心在于其蕴含的“理想的维度”与“形而上学的情怀”。他直言：“过去的哲学始终有一种理想的维度。某种形而上学的情怀，我是比较喜欢这种情怀。” 在他看来，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所追求的，是一种超越现实、指向永恒与绝对的理念。尽管这种理想可能“比较高大、比较高大上”，甚至显得不切实际，但他坚信：“我觉得哲学就应该追求某种超出现实之外的更高的东西啊。而这个更高东西是我们永远可望不可及的，但是我们心中始终应该对他怀有一个理想。一个理念。” 这种对“更高东西”的向往，构成了其精神世界的底色。他尤其推崇黑格尔，认为其思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以至于“后来所有的哲学都从批判黑格尔开始，因为大家发现我们达不到他那个。那个境界”。黑格尔的体系庞大而严密，几乎将一切纳入其辩证法的框架，这种“太霸道了”的特质，反而成为后世哲学家不得不绕开的起点。

在艺术领域，赵林的古典主义立场同样鲜明。他将西方艺术的发展视为一条从理想走向真实的轨迹。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到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艺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其美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标准。然而，从印象派开始，艺术转向了“个人感受”，强调“我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而不是。应该怎么样的一个，应该的一个理想的对吧？这个世界啊，这样就我们超越这个理想。” 随后的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乃至表现主义（如蒙克的《呐喊》），则进一步走向了“心理上的真实”，这种真实越来越私人化、主观化，甚至包含病态的心理。赵林对此表示保留：“而这种心理是一个扭曲的、变态的心理，这个东西完全重要。所以我总觉得至少我个人。我觉得那个不太美。” 他由此引申出对现代哲学的批评：现代哲学越来越“走向了知识学”，企图向科学接轨，但又因无法进行实验验证而被科学鄙视。他尖锐地指出：“哲学的对象不是研究具体的科学世界，不是研究具体的物质世界，或者这个社会是吧？” 真正的哲学应根植于“显而上”，而非沦为技术化的分支。

“我总觉得至少我个人。我觉得那个不太美。”

这一评价不仅是对艺术的审美判断，更是其整个世界观的宣言。他所珍视的，是一种能够唤起共同美感、承载崇高理想的文明形态，而这正是他所处的“现代主义”时代所日渐消解的。

赵林对当代社会的诊断，集中体现在对“技术化”与“相对化”两大趋势的深刻批判上。他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技术充分发展，哲学比较衰退”的时代，哲学已不再是引领思想的灯塔，而沦为技术的附庸，其地位的衰落标志着一个精神层面的“黄昏”。他以黑格尔的名言“密涅瓦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的时候起飞”为隐喻，指出哲学的诞生总是滞后于历史进程，它只能在事物发展成熟、尘埃落定之后，才得以对其进行反思与总结。因此，哲学并非推动时代的先锋，而是时代的“事后诸葛亮”。然而，这一特性在今天被放大到了极致：当技术迅猛发展，哲学却未能同步跟进，反而被技术洪流裹挟，丧失了独立品格。

赵林认为，技术的本质特征在于其实践性、可操作性与可验证性。他精辟地概括道：“啊就是技术嘛。就是好的还坏的是很清楚可以验证出来的，这个更高的技术比这个更低技术它的效应性更强是吧？它的适用性更强是吧？” 这种清晰的评判标准，使得技术成为现代社会最有效的工具。然而，这种“求真务实”的逻辑，却深刻侵蚀了哲学的生存空间。当整个社会都受制于这种“农民影响”（此处应为“技术影响”的误读，但语境清晰），人们便习惯性地将一切问题都简化为“有用与否”、“能否验证”的功利计算。于是，哲学也被迫卷入这场竞赛，其价值不再取决于思想的深度与原创性，而取决于其是否能“产出成果”、“发表文章”、“申请课题”。

这一趋势在高校哲学界表现得尤为明显。赵林忧心忡忡地指出：“现在特别是像我们现在。这个，比如我们现在哲学院里面或者各个大学的哲学系里边，年轻老师都由于被首先有一个生存的问题压力，是吧？呃，有一个这个规范性的要求，大家必须拿课题、必须做什么东西啊。这东西必须按规范，因为否则的话你发不了文章。” 在“非升即走”的制度压力下，年轻学者被迫将精力投入到符合期刊规范、易于量化评估的“技术性”研究中，如对某个哲学家概念的考据、对某段文本的细读分析，或是将哲学问题转化为可操作的“技术哲学”议题。这种研究虽然严谨，却往往“越来越多的钻到这样一些技术里边、数的里边来”，导致“很难从里面上升到一种道，对吧？因为他首先要解决生存的问题。” 久而久之，哲学便从“最高的东西”沦为了“专家”的专业技能，失去了其整合知识、洞察历史、关怀人类命运的宏大视野。

赵林进一步指出，这种技术化倾向的后果是哲学的“相对化”与“虚无化”。当哲学放弃对“更高的东西”的追求，转而关注“效用和验证的问题”，它便不再关心“我们为什么活着”、“什么是善”、“死亡意味着什么”等终极命题，而只关心“如何更好地使用AI”、“如何设计更高效的算法”。他悲观地预言：“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哲学说实话已经越来越多把它做成一种技术学。已经不是人文学了，是吧？” 这种转变，使得哲学丧失了其作为“宗教的奴婢”、“科学的奴婢”之后的第三重身份——即对技术本身的批判与超越。他警示道：“今天他越来越成为技术的奴婢了。是吧，呃，所以他新生的时代。我觉得还是总的来说，和他衰落而没落时代相比，都还是比较短的。” 这表明，他预见了一个危险的未来：当技术发展到足以反噬人类自身（如AI失控）时，哲学或许将彻底终结，成为“一个装饰、一个摆设了，没有任何真正的意义”。

“我老说如果哲学丧失了那种形而上学，就像一个没有脊梁骨的狮子，这种狮子连赖皮狗都比不上。”

这一比喻形象地揭示了赵林对哲学核心价值的坚守。他认为，形而上学是哲学的“脊梁骨”，是其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根本标志。一旦失去这一支柱，哲学便只剩下空洞的形式，再无灵魂。他将当前时代比作“希腊化时代”或“文艺复兴时代”——这两个时代都是伟大高峰（如古希腊哲学、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过后的过渡期，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与对过去的追忆，但尚未迎来新的思想高潮。因此，他虽感寂寞，却并未绝望。他相信，只要人类尚存对“更高的东西”的向往，哲学便不会真正消亡。

面对哲学的黄昏与现代性的困境，赵林并未陷入消极的虚无主义，而是提出了一个极具实践意义的解决方案：哲学的真正功用在于改变自己，而非改变世界。这一观点贯穿于整个访谈，是其思想体系的最终落脚点。他反复强调：“哲学的宗旨不在于改变客观世界。不在于获得大量的客观知识，而在于改变你主观提升你的境界。” 这一论断，将哲学从宏大叙事的舞台拉回个体生命的日常，赋予其前所未有的现实意义。在价值相对、意义虚无的当下，哲学所能提供的最大解药，正是这种对自我内心的重塑。

赵林对“改变心境”的辩护，直面了公众最常见的误解——认为这是一种逃避现实的“阿Q精神”。他对此进行了深刻的辨析：“那么在您看来，哲学意义上的这种改变心境和我们所说的阿Q精神或者说自欺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根本区别是什么？” 他的回答极具洞见：关键在于“是否自欺，只有自己知道是吧？” 他指出，当一个人真正建立起自己的审美观与评价标准，他便不再过度在意他人的眼光。“一个人如果在生活中太关注别人是怎么说他的，说明这个人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哲学意识。” 真正的哲学素养，是让人“突破成见”，形成独立的看法。他引用但丁的名言：“我走自己路，让别人索取啊。” 这不仅是对世俗评价的蔑视，更是一种精神独立的宣言。他甚至大胆提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进入到一种自娱自乐的阿Q精神本身也是一种很高的哲学素养。” 这并非鼓励愚昧，而是承认在表面相似的“自欺”之下，可能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境界：一种是源于无知的自我安慰，另一种则是建立在深刻认知与主动选择之上的精神自由。

赵林的这一观点，深刻揭示了哲学的两重性：它既是理性的批判，也是感性的升华。他强调，哲学的修炼需要“知识”与“阅历”的双重奠基。对于普通人而言，提升哲学素养的路径有二：第一是“哲学的一些专业知识”，即系统学习前人的思想，避免“自己天马行空，在这个地方自欺欺人”；第二是“人生的阅历”，即在真实生活中积累体验，因为“哲学是跟人生原理紧密相关”。他指出：“光是在书本上，说实话，我觉得那样的一个哲学总是是吧？你必须把握时代的一个脉络。必须在你人生中有很多你的一种人生的体验，人生的这个阅历。” 只有当思想与生命经验深度融合，才能真正进入“一种哲学的一种境界”。

“所以我觉得，对于那些不是上来学哲学的那些人来说，现在他们又对哲学很感兴趣。我觉得可能更多后者非常重要，当然前者是必不可少，是吧？”

这一论述，为普通读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行动指南。它打破了哲学的神秘门槛，将其还原为一种可习得的生活智慧。赵林本人便是这一理念的践行者。他虽已退休，却依然“日程仍然很满”，在西班牙游学后立即赴北京授课，其生命状态本身就是对“哲学即生活”的最好诠释。他坦言：“我心情就是我曾经思考过、我感受过。我觉得是吧？呃，这个我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跟我一样想，对吧？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打死了去没办法。但是我从里边感到了我的一种动物。我觉得我自己很满意。” 这种“满意”并非来自外界的认可，而是源于内心对理想与真理的持续追寻。他深知自己“被这个时代所抛弃”，但他选择“喜欢这样，我愿意这样”，这份从容与坚定，正是哲学赋予个体的最高尊严。

赵林的访谈，最终指向一个震撼人心的结论：人本质上是一种被赋予哲学宿命的动物。他明确指出：“因为我们人就是一种被打上了哲学宿命的这样一个动物。哲学是我们的一种宿命，我们被判处了一种哲学的图形，我们不能不思考哲学。” 这一论断，将哲学从一门学科提升至人类存在的基本属性。我们无法摆脱对生命意义、死亡、善恶、宇宙本质等问题的追问，这种追问本身即是人的存在方式。无论是浑浑噩噩地思考，还是清醒自觉地反思，我们都无法逃脱这一宿命。

赵林的古典主义立场，正是对这一宿命的积极回应。他拒绝在技术的喧嚣中迷失，拒绝在相对主义的迷雾中沉沦，而是选择守护那一点“更高的东西”——一个理想、一个理念、一种对永恒的向往。他相信，正是这种对“不可及之物”的执着，才使得生命充满张力与意义。他坦言：“我总觉得有一个更高的东西。有一个更美的东西，我向往它，对吧？我不会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过分地陷入到个人的那种看破一切，最后导致一种精神上的这样一种分裂。” 这种分裂，正是现代人抑郁症高发的根源——当人失去了宏大的、崇高的精神坐标，便只能在琐碎的现实中寻找慰藉，最终陷入精神的荒芜。

因此，赵林的哲学，是一曲献给理想与精神自由的颂歌。它不承诺幸福，但承诺尊严；不保证成功，但保证清醒。在技术狂飙突进、价值日益相对化的今天，赵林的声音，如同一座孤岛上的灯塔，提醒我们：真正的进步，不在于我们能控制多少技术，而在于我们能否在纷繁的表象之下，守护住内心那一份对“更高的东西”的敬畏与向往。